老师的书房 | 郭超:于纵深之处抵达新的世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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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:“书卷多情似故人,晨昏忧乐每相亲。”书房,不仅是放置书籍的有限空间,更是理想的燕居之室、读书人的精神角落。置身其中,思绪已然飘至无限的大千世界,思想在此碰撞,灵感在此生发,可贵的精神气质在此熠熠生辉。

 

本学期,中文系(珠海)将连载“老师的书房”专题,邀你一起造访老师们的阅读空间,品味书房主人的阅读趣味、审美价值和思想之光。本期推送,让我们走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郭超副教授的书房,领略戏剧魅力,拓展学术视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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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书房:自成一方的精神世界

家里新房装修时,室内多出了一个房间,郭超想了想,不如就做成一间书房吧。后来,这个最小的房间却成了他在家中的常驻之处,不管是阅读学术类书籍、有趣的插画书,还是静心写作,他基本都在书房度过。对他而言,书房就像是“第二办公室”,给予他写作和思考的灵感。

谈到书房的装潢时,郭超表示,比起较低矮的书柜架,他更喜欢到顶的柜子,“顶棚书架能装更多的书,书架能装越多越好嘛。”除了大量的书籍之外,他也在书架上摆上了一些有趣的装饰品,令书房带有了自己的个性和记忆。其中引人瞩目的是一个以他自己形象为原型的小摆件。他解释道,那是几年前博士毕业时,自己的室友所赠,觉得有纪念意义,便摆在书架上。

同样地,对于郭超来说,书架上也有一本极具纪念意义的书籍——2020年新近出版的《北京小剧场戏剧研究》。他回忆道,研一期间,他和当时的几个同门在硕导邹老师的指导下,进行有关北京小剧场的田野调查,此书是他较早的学术启蒙。当时,他负责调查师大北门附近商场中的一家小剧场,年轻的他在调查中便认识到了材料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。“在前人涉及较少的领域,学术研究尤其需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,而不能仅以现有的理论套用分析、过度阐释。”此外,他也体会到对于研究较多的领域,则一定要把前人的研究读全、读透,才有可能产生新的想法。

 

02 书籍:精深的专业与广阔的视野

在郭超的书架上,有关戏剧与现代文学的学术专著占了很大一部分。早在本科二年级时,他便与戏剧产生了奇妙的缘分。当时,他参加了学校的京剧社,社团经历使得他对戏剧的兴趣更加浓厚,也促使他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选择了“小剧场戏曲”。读研后,他接受了导师的建议,通过“国剧运动”探索戏曲和现代戏剧之间更深层的联系,并在读博期间继续沿着戏剧的视角,以文化史的方法观照文学与文化、社会的互动与碰撞。

不过,郭超亦收藏了不少与本行业相关度不大的“拓展类”书籍。如有关明清至民国时期社会、文化的专著,或者有关中外交流、乡土社会与宗族的社科著作,甚至亦有名人传记与动植物、天文星座的博物类书籍。“小时候看《十万个为什么》时,我对于陌生的东西便很好奇,也觉得有插图的科普读物很有意思。虽然它们和我如今的专业关系不大,但仍充实着我的阅读视野。”对他而言,这些非本专业的书籍也是他放松与充实自我的一部分。

在国外留学时,由于许多书籍价格偏高,郭超并不常去逛当地的书店,但偶尔会到旧书摊淘一些非学术读物来阅读;若是需要学术书籍,他一般去到学校图书馆。当然,由于研究内容是中国戏剧,因此许多有关中国的材料无法在当地找到,而直接邮寄价格偏高,并不划算。于是,在读博期间,他需要的不少阅读材料都由在国内的母亲扫描后发给他,这些电子书籍带给他许多便利,也帮助他完善了自己的博士论文。

 

03 读书:在广泛与精简之间纵横

在郭超读书期间,周围其它院系的同学也常常会对中文系的阅读产生一些误解,认为中文系仅仅需要阅读小说、诗歌等文学著作即可,或进行“风花雪月”的创作。但对中文系的学习而言,精读文本只是其中的一小步工作,随后也应该结合文学史将阅读的内容进一步连成有机的脉络;并且,不能将对象只局限于文学领域,更要将其与时代思潮,以及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,从而达到纵深的层次。要到达这一层次,需要通过读书或其他途径获取更多的可用材料,并学会理清不同材料的性质与类别。

为此,郭超谈到自己阅读时的方法。在阅读专业书籍时,可以根据其重要性分级整理。基本的要求是能够简单复述书中的内容;重要的部分可以分章节整理,以一句话精简地描述出来;至于今后可能用到的句子,则可以进行原文摘抄。

对于自己指导的研究生,他也是如此要求:“读书写报告的意义不在于卷字数,能够在有限的文字中表达出精确的意思才是真本事,这也对之后做文献综述有所帮助。”谈到本科学习时,郭超则嘱咐道,若是今后有志于做研究,同学们不应满足于使用某种理论分析特定的文本,也应在广泛的阅读与材料整理中将文本放在纵深的视角下分析。

在纵深的法门之下,才能尽可能地避免狭隘,从而拓宽自己的生命体验,这不仅是学术,也是生活。

 

04 近期推荐书目

[美]郭安瑞:《文化中的政治: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》(Opera and the City: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Beijing,1770-1900),郭安瑞、朱星威译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18年。